《文溯之声·一刻静听》是由甘肃省图书馆全新打造的公益性线上有声阅读栏目。栏目依托图书馆馆员的专业素养与温暖声线，以每期15分钟以内的时间为听众营造一片纯净、安宁的“声音绿洲”，让阅读跨越时空与形式，通过倾听抵达每一个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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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溯之声·一刻静听今天为您推荐的书目是《新程·十年巡礼——甘肃省图书馆十年发展纪事（2016-2025）》，著作以严谨的笔触和翔实的史料，忠实记录了甘肃省图书馆从传统借阅空间向多元知识服务中心转型的非凡历程。书中系统梳理了馆舍建设、资源扩容、智慧升级、服务创新等关键节点，既有宏观视野下的战略擘画，亦有事无巨细的史料留存。这不仅是一部机构成长的编年史，更是一份关于坚守与创新的时代答卷。诚邀您翻开此书，在油墨馨香中，感受一座图书馆与城市同频共振的十年心跳。

原文共读：

《新程·十年巡礼

——甘肃省图书馆十年发展纪事（2016—2025）》节选

序章·百年回溯（1916-2015）

十年砥砺新程，百年文脉为基。本书记述甘肃省图书馆2016至2025十年征程，开卷便是铺展一幅跨越世纪的回望，它虽不属于我们将要记叙的这十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今日、眺望未来的必由之路。

一切壮阔的征程，皆有它的源头。十年时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程，却深刻烙印着它所从属的那条大河的基因、记忆与力量。这十年，是甘肃省图书馆从第一个百年，向着第二个百年更浩瀚的未来，坚定迈出的第一步。

回首经行处，白雪映苍峦。陇原厚土，有着坚实厚重的底色；祁连负雪，自有高拔明净的立场。这是百年来甘肃省图书馆人的精神写照，亦是今日我们最为珍视的传承。

从1916到2015，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浮。百年之前，陇上斯文待兴，图书馆的肇建如星火，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撑起一方典籍栖身、文脉存续的天地。那是残编断简中的坚守，是离乱中的辗转护持，是一代代图书馆人踏遍陇原访求古籍、守护文献的步履。从初创时的开疆拓土，到岁月里的薪火相传，百年经行，风雨兼程，皆凝住在这回望里。

回溯，不是为了追忆往昔的荣光，或慨叹岁月的艰辛，而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坐标，是为了让那些在岁月流转中依然闪烁的火种，筚路蓝缕的开创、烽火弦歌的守护、与时俱进的革新、读者至上的初心，得以再一次照亮我们的前路。这条由无数图书馆人心血与智慧开凿的“纸上之河”，已然奔流了百年，而我们这十年的叙述，正是它充满活力的延续。

（一）大河初澜：初创探索时期（1916-1949）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西学东渐之风不仅卷携着船舰与枪炮的呼啸，也送来了启迪民智的先声。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理念，落入这片积贫积弱却渴望变革的土壤。远在西北的甘肃，虽地处一隅，亦能感此风气之先。

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通令各省筹建公共图书馆。甘肃提学使陈曾佑随即奏请在兰州建馆，陇上公共图书馆事业由此发轫。然因辛亥革命爆发，建馆之事中辍。至1916年，时局渐稳，在辛亥革命的余绪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于兰州五泉书院旧址正式筹建：馆舍为原学务公所图书楼，占地2.6亩，设藏书楼5间，馆藏以旧式书院存藏的古籍线装书为主，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虽规模初具，而陇上公共藏书之基业由此奠定。

首任馆长阎士璘会同地方贤达，以省长公署筹拨的经费一万两兰银（甘肃地方政府铸造的银锭），开启了这项百年事业。建馆初期，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人事更迭频繁，馆长多有更替，经费筹措困难、办馆条件简陋，事业发展步履维艰。

然而，时局虽艰，历任主事者勉力护持，图书馆的业务在动荡中始终未曾中断。我们看到阎士璘先生的初创之功，在旧秩序的余晖中划亮光明，也看到张维先生在短暂的任期内，征集购置图书万余册，并呈请教育厅训令各县寄送地方志书，为日后甘肃地方文献、西北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奠定早期基础，更看到水怀智先生以一系列务实之举带来的焕然一新：他完善馆内章程、修缮服务设施、力主采购新书，订购《万有文库》等近现代大型丛书，批量引进新学读物，馆藏总量增至五万余册。此番革新，既丰富了馆藏结构，更在办馆理念上，悄然完成了一次从“藏古”到“通今”的转向。图书馆的面貌，开始从深锁重楼的“藏书楼”，向着面向公众的“新式图书馆”悄然转变。

20世纪30年代，馆名几经更迭，先后改称甘肃省立图书馆、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在牛载坤、王鑫润等历任馆长的推动下，通过征集乡贤遗著、添购各类丛书等举措，业务渐有起色。1939年，日机轰炸兰州，馆舍损毁，图书遭焚，馆务几近停滞，这是甘图百年发展史上的惨痛一页。危难之际，馆长李英等人坚持添置抗战书刊，恢复阅览服务，建立基层图书站，于烽火中守护文化阵地。

真正的文化大河，从不惧接纳百川。当抗日的烽火燃遍华北、华南，万千文化学术机构为存续文明薪火而大规模西迁时，甘肃这片战略大后方，迎来了它图书馆事业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合流”。1944年，在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的主持下，国立西北图书馆（后改称国立兰州图书馆）在兰州诞生。这并非一个地方性机构的简单扩充，而是一个具有国家视野和文化战略意义的布局。刘国钧先生为其确立了鲜明的宗旨：一切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搜集西北文献，收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

这一定位，不仅厘清了战时西北的文化迷雾，更从根本上塑造了未来甘肃省图书馆延续至今的馆藏特色与精神气质——立足西北，服务西北。

于是，在1949年之前这三十余年的基业初奠期，我们看到了两条脉络的并行与最终交汇：一条是本土建立的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在艰难时世中扎根、求变；一条是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国立西北图书馆，承载国家文化使命、引入先进办馆理念，为西北文化版图注入宏阔的视野。1949年，两条河流终于合二为一，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储备了特色初具的文献基础（两馆合并时藏书约16.6万册），以及更为宝贵的、融合了地方关怀与国家使命的双重精神根脉。

（二）万象更新：建设发展时期（1949-1965）

1949年兰州解放，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先后更名为兰州人民图书馆、西北人民图书馆，1953年正式定名甘肃省图书馆，建制名称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图书馆馆藏薄弱、设施简陋、人员紧缺，事业发展面临恢复重建的艰巨任务。陆泰安作为甘肃省图书馆的早期核心管理者，立足西北地域特色，牵头搜集整理西北史志、民族文献、地方档案、金石拓片等特色资源，广泛走访陇右耆旧、征集乡贤著述，逐步构建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西北地方文献馆藏体系。同时规范管理制度，优化借阅服务，面向工农大众与科研群体开放服务，推动馆务逐步步入正轨。

新中国的成立，为一切事业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图书馆，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研读经典的专属之地，而被明确赋予了“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时代使命。通过机构接管、制度整顿、理念改造，破除“重藏轻用”传统观念，优化馆藏结构，剔除封建糟粕文献，增补马列著作、新时代书刊与科技读物。服务方向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转向工农大众，建立图书流动站，深入厂矿、田间、医院开展送书服务，举办图文展览，开展阅读辅导。图书馆的大门开始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敞开。1952年，读者到馆人次较1949年增长十数倍，其中工农读者数量增长近九倍。知识，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有组织地从殿堂走向工作和劳动现场。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的另一项职能——为科研生产服务，也被迅速提上日程。增设科技阅览室，加强外文、科技书刊采购力度，编制各类专题目录，开展书目参考、课题服务。1958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甘肃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并挂靠甘肃省图书馆，开启了地区内跨系统图书馆协作共建的序幕。这一时期，依托甘肃工业发展特色，图书馆的机构设置、藏书体系逐步形成适配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的馆藏与服务体系，精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前进的道路，注定在曲折中铺展。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度打乱正常业务秩序。同时，行业探索热情高涨，图书流通量、读者到馆率大幅提升，先后设立大炼钢铁资料室、引洮工程图书服务队，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同年5月，文化部决定在甘肃省图书馆建立“国家第二版本书库”，据此规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原收藏的出版物样本57636册移交甘肃省图书馆，馆藏体量实现大幅跃升。

1961年起，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图书馆事业拨正航向，为群众服务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宗旨被重新强调，业务工作在整顿中走向规范与深化。西北地方文献的特藏工作在这一时期持续深化，设立了专门业务组室，编辑专题索引，进一步巩固特色馆藏优势与学术品牌。与各系统图书馆的协调协作也结出果实，多种联合目录陆续编纂完成。196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函授站落户甘肃省图书馆，成为西北地区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起点。

至1965年，甘肃省图书馆已拥有藏书137万余册，基本形成了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特色藏书体系，也走过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万象更新，到大跃进时期的曲折发展，再到调整时期稳步前进的周期。历经探索与磨砺，几经起伏而始终向前。

（未完待续）

音频供稿人：马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