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史部收录的《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等典籍，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化守护史。当西晋末年中原地陷于战乱、太学四散、典籍焚失之际，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却书声琅琅，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方“避风港”。

敦煌人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但他觉察到中原将乱，“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同郡氾腾“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过起了“柴门灌园，琴书自适”的日子。他们带着满腹经纶，为文明寻找扎根的净土。

真正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在河西大地开凿石窟、聚徒讲学的儒者。敦煌人郭瑀师从名儒郭荷，尽传其业。郭荷去世后，郭瑀“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在此“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今天张掖的马蹄寺石窟群，相传就是当年郭瑀开凿的。师生们面壁讲经、抄书注疏，用最艰苦的方式守护着文化火种。

郭瑀的弟子刘昞，是河西儒林中成就最高者。他十四岁从郭瑀受业，当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刘昞脱颖而出。他隐居酒泉，“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西凉李暠征其为儒林祭酒，刘昞虽然身居官位，却始终不改读书人的本色。《魏书》记载，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刘昞侍侧，前请代劳，李暠却说“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刘昞自己“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李暠劝他休息，他答：“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刘昞著述极丰，著《略记》百三十篇、《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又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河西诸凉政权大多重视文教。北凉沮渠蒙逊平定酒泉后，在敦煌人宋繇家中“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感叹：“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打下城池，最高兴的是得到了读书人和他的数千卷书。蒙逊还拜敦煌人阚骃为秘书考课郎中，《魏书》载“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三千余卷，这在战乱年代是何等浩大的文化工程。

公元439年，北魏平定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便包括大批河西学者。这批河西学者进入北魏后，成为推动北方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敦煌人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百余年前，中原士人携典籍西行避难；百余年后，成长于河西的学者带着更丰厚的学养东入中原。让河西保存的中原文化重新回流华夏腹地，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持续的生命力。    

陈寅恪先生曾高度评价这段历史：“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千年之后，恰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全民阅读活动周之际，我们翻开《四库全书》中那些泛黄的记载，依然能听见穿越烽火的读书声。郭瑀凿窟而居、刘昞手不释卷、宋繇藏书数千卷、阚骃刊定诸子三千余卷——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读书，始终是守护文明的根本。

                                  供稿人：王江东